作为一名投资管理人，我需要的是在短时间内做出投资决策，而花费大量精力去关注长期历史，似乎有点儿奇怪。但我的经历告诉我，做好投资需要这样的历史视野。我的方法并不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而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方法，目的是帮助我做好工作。要想做好投资，我需要比竞争对手更好地预测各国经济的未来走势。
2022-07-04 20:18:38
从我多年与市场角力和总结相应原则的经历中，我认识到：● 一个人预测和应对未来的能力，取决于他对事物变化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一个人理解这些因果关系的能力，来自他对以往变化的发生机制的研究。
2022-07-04 20:18:47
财富和权力的变化通常以典型的次序发生，这个典型次序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了一个原始模型，它帮助我看清驱动同类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我研究偏离这一原始模型的情况，并设法对这些情况做出解释。然后我将脑海中的模型输入算法中，这样做既帮助我将现实情况与我的原始模型进行对比，也帮助我以此为基础做出决策。通过这个程序，我不断完善对因果关系的认识，直到我可以用“如果……那么……”这样的句式来制定决策规则（对现实情况的应对原则）：如果X发生了，那么我们就下注Y。
2022-07-04 20:19:51
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往往错过一生中的重要成长时刻，是因为每个人仅经历漫长历史的一小部分。我们就像蚂蚁一样，在短暂的一生中全神贯注于搬运面包屑，却无暇拓宽视野，发现事物发展的宏观规律和周期及其背后的重要关联、我们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通过从宏观角度考察历史，我认识到自古至今，只有几种性格类别的人类[4]，沿着有限的几条道路前行，遇到有限的几类情况，发生有限的几起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件反复出现。唯一不同的是当时人类的服饰及其使用的语言及技术。
2022-07-04 20:20:30
2021年，有超过16万亿美元的债务的利率为负，并且很快需要增发巨额债券来填补赤字。
2022-07-04 20:25:35
● 当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巨大且经济衰退时，人们会为如何分配财富发生严重冲突。当下一次经济衰退到来时，民众和决策者将如何对待彼此？这令我十分担忧，因为央行充分降息以刺激经济的能力有限。除了这些传统工具失效之外，印钞和购买金融资产（现在被称作“量化宽松”）也扩大了贫富差距，因为购买金融资产会推高资产价格，这有利于持有更多金融资产的富人，而无利于贫困者。这会对未来产生何种影响？
2022-07-04 20:29:00
，如果只看股市的平均水平（如标普500指数），而不看个别公司，我们就会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构成平均指数的几乎所有公司都有初创、壮大和衰亡的阶段。如果你投资一家公司，除非分散投资并且调整押注（就像构建标普指数那样），否则就会在经历大涨之后，经历大跌，直到消亡。但如果你能比大多数人更早地分辨出上涨和下跌时期，就可以妥善地改变市场头寸。我所说的“改变”并不只是指改变市场头寸，对帝国的兴衰来说，它意味着“改变”几乎一切，包括居住地。 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原则：● 要想把握全局，就不能着眼于细节。虽然我将尽量准确地描述整个大局，但我无法做到完全精确。此外，要想洞察并理解整体格局，我们就不能从追求精细入手。这是因为我们分析的是在较长时间跨度里发生的巨型宏观周期和演变。要想做好这些分析，我们就必须放弃一些细节。当然，在涉及重要细节时（这种情况较常见），我会从粗略的全局性分析转为详尽的细节性分析
2022-07-04 20:32:55
进化是走向进步的上行轨迹，而进步源于适应和学习。周期围绕着上行轨迹而反复出现。在我看来，大多数事物是沿着一条具有周期性的上行轨迹发生的。这条轨迹就像一个上行的螺丝锥：
2022-07-04 20:43:17
。● 自古至今，成功的体系一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文明相处，提出创新想法，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资金，将创新转化为生产和资源分配，从中获利而得到回报。但是，长期来看，资本主义造成了财富和机会差距，助长过度负债，导致经济衰退，引发了革命和战争，进而改变了国内和世界秩序。
2022-07-04 20:46:48
拥有大量储蓄、低债务和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能更好地抵御经济和信贷崩溃；储蓄少、大量负债，没有强大储备货币的国家抵御能力则较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强有力的、有能力的领导者和国民素质，它就比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容易管理。如果一个国家更有创造力，它就有更强的适应力。正如稍后将会探讨的，这些因素是可以测量的永恒普适的原则。
2022-07-04 20:47:28
财富和权力的8个决定因素 以上图片中每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的单一指标大致等同于18个实力指标的平均值。我们稍后将会探究包括所有决定因素的整体图片，但先来看下图显示的8个主要因素：（1）教育，（2）竞争力，（3）创新和技术，（4）经济产出，（5）世界贸易份额，（6）军事实力，（7）金融中心实力，（8）储备货币地位。
2022-07-04 20:54:48
上页图中的曲线清楚地显示出国家兴衰的原因和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提高教育实力可以推进创新和技术，进而扩大世界贸易份额和军事实力，增加经济产出，建设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在一定时期之后，构建起作为储备货币的货币体系。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中大部分决定因素保持强劲，之后依据类似的次序跌落。世界储备货币就像世界通用语言一样，往往在国家开始衰落后仍然存在，由于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这种货币，货币存在的时间通常长于国家实力持续的时间。
2022-07-04 20:57:50
从总体上看，我们可以将国家兴衰分为三个阶段： 上升阶段： 上升阶段是新秩序建立之后的繁荣建设时期。在这个阶段，国家的基本面较为强劲，因为（a）债务水平相对较低，（b）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相对较小，（c）人们通过有效合作来创造繁荣，（d）具备良好的教育和基础设施，（e）拥有强有力且有能力的领导者，（f）一个或多个世界主要大国主导着和平的世界秩序，进而发展到…… 顶部阶段： 顶部阶段以各种形式的过度状况为特征：（a）高负债，（b）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c）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不断下滑，（d）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冲突，（e）过度扩张的国家受到新兴对手的挑战，引发国家之间的争斗，这导致…… 下跌阶段： 这是一个痛苦的阶段，充满各种争斗和结构性重组，从而导致严重冲突和巨大变革，推动内部和外部新秩序的建立，为下一个新秩序和繁荣建设时期埋下了种子。 现在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每个阶段。 上升阶段 进入上升阶段的条件是…… • ……足够强大且有能力的领导者获取权力，设计一个出色的系统，使国家获取更多的财富和权力。我们通过历史上的伟大国家可以看出，这一系统通常涉及…… • ……强大的教育实力，这里所说的教育实力既包括传授知识和技能，也包括培养…… • ……坚韧的性格、良好的修养和职业道德。这些品格通常是在家庭、学校和/或宗教机构培养的。这些品格使人们尊重社会规则、法制和秩序，使国家减少腐败行为，有效地鼓励人们融洽合作来提高生产率。一个国家在这些方面做得越好，就越可能从生产基础产品转向…… • ……创新和发明新科技。例如，荷兰人很有创造力，在鼎盛时期，荷兰的发明占世界主要发明的1/4。其中之一是发明造船术。造出的船能够开到世界各地搜集大量财富。荷兰人还发明了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推进发明通常需要具备…… • ……对全球最佳思维的开放态度，从而学习最佳的行事方式，而且…… • ……劳动者、政府和军队之间通力合作。 上述这一切的结果是，一个国家…… • ……变得更有效率，并且…… • ……在全球市场更有竞争力，这表现为…… • ……全球贸易份额不断增长。你通过当前情况可以看到，美国和中国的经济产出和全球贸易份额几乎旗鼓相当。 • 随着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增多，它需要保护自己的贸易路线和海外利益，做好自卫准备，所以必须发展强大的军事实力。 如果进行顺利，这一良性循环就会推动…… • ……收入强劲增长，从而可投资于…… • ……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 • 国家必须打造激励和支持机制，扶持有能力创造或者获得财富的人们。在以往案例中，大多数最成功的国家都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手段，激励和扶持那些富有成效的创业者。中国也利用市场激励和支持人们致富。要想更好地提供激励机制和金融支撑，国家…… • ……需要发展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发展贷款、债券和股票市场。这使人们得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为创新和发展提供资金，也让那些创造伟大成就的人得以分享他们的成功。擅长发明的荷兰人创建了第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第一个为其融资的股票市场。这些都是经济机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给荷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 • 因此，所有最伟大的国家都在发展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从而吸引和分配当时的资本。阿姆斯特丹是荷兰在鼎盛时期的世界金融中心，伦敦是英国在强盛时期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是现在的世界金融中心，而中国正在推动上海迅速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扩大国际交易，变成最大的贸易国家，它就可以用本国货币支付外贸交易，世界各地的人们也希望存储这种货币，这种货币就会变成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相较于其他国家，这个国家便可以以更低的利率得到更多的借款，因为别人希望以这种货币发放贷款。 这一系列因果关系促成相互扶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这些实力就是相辅相成的。所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轨迹向顶部阶段发展的。 顶部阶段 在顶部阶段，国家维持着使其崛起的成功，但在成功的回报中也埋下了衰落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偿债负担不断加重，从而打破了使其崛起的自身强化机制。 • 这时，国家既富有又强大，劳动者获取更多的收入。但是，劳动力成本相对提升，竞争力下降，因为其他国家的劳动者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 •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自然会复制领先大国的方法和技术，这进一步降低了领先大国的竞争力。例如，英国造船商雇用荷兰设计师，设计了更好的船舶，并由更廉价的英国工人制造，这使英国人更具竞争力，导致了英国的崛起和荷兰的衰落。 • 此外，随着领先大国的人民变得更富有，他们往往不会像以前那样努力工作，而更享受悠闲生活，追求生活中更精美但经济效益较低的东西，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会变得颓废。在走向顶部阶段的过程中，从那些通过个人奋斗获得财势的人，到那些继承财富和权力的人，每代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新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太多风风雨雨，习惯于奢侈的生活，这使他们在挑战面前更加脆弱。 • 此外，随着人们习惯富裕生活，他们会更趋于推断好时光会持续下去，于是通过借款来享受优越的生活，从而导致了金融泡沫。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收益的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财富差距是自我强化的，富人利用更多的资源来扩大自己的权势；并且还会影响政治体系，使其为己谋利，并给予子女更多的特权，比如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从而造成了富人与贫困者在价值观、政治和发展机会上的差距。因此，那些不太富裕的人觉得这个体制不公平，由此产生怨恨情绪。 • 只要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仍在提高，这些分歧和怨恨就不会酿成冲突。 在顶部阶段，主要大国的财政状况开始发生变化。拥有储备货币给予它们一种“过分的特权”[5]。例如，美国因此可以增加借款，从而陷入更深的债务之中。这样做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主要大国的购买力，但长期来看，削弱了国家的实力。 • 不可避免的是，国家开始过度借款，不断地从外国债权人那里举借大量债务。 • 虽然这在短期内提高了消费力，但从长期来看，它削弱了国家的财政健康和货币价值。换句话说，当进行大量借款和支出时，国家看起来非常强大，但其财政实力实际上已经削弱。为了维持超出自身能力的实力，国家不断借款，用来支撑国内的过度消费，为国际军事冲突提供资金，这是维持国家地位所必需的措施。 • 此外，维持和捍卫国家的成本比收益还高，因此维持一个国家变得无利可图。例如，大英帝国变得庞大、官僚，失去了竞争优势，同时其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不断崛起，从而掀起了日益昂贵的军备竞赛和世界大战。 • 富裕国家从储蓄更多的贫困国家借款，从而陷入债务之中，这是财富和权力转移的最早迹象之一。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0倍，美国开始从中国借款。因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中国人希望存储美元。 • 一旦国家开始找不到新的贷款人，那些持有国家货币的人就会设法出售和退出这种货币，而不是购买、存储、放贷和兑换它。这时，国家的实力开始衰落。 下跌阶段 下跌阶段通常缘于国内经济疲弱和内部斗争，或缘于成本高昂的外部斗争，或两者兼具。在通常情况下，国家的衰落是逐步发生的，然后骤然终止。 在内部…… • 一旦债务变得极其庞大，经济出现衰退，国家无法再借到偿还债务所需的资金，就会陷入严重困境，被迫在债务发生违约和增印大量货币之间做出选择。 • 这时，国家几乎总是选择增印大量货币，起初是渐进地进行，最终是大规模发行。这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胀加剧。 • 一般来说，在政府陷入融资困境的同时，国家还面临一系列挑战：财政和经济状况不佳，财富、价值观和政治差距巨大，贫富之间以及不同民族、宗教教徒和种族之间的内部冲突严重激化。 • 这会导致政治极端主义，使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左派试图重新分配财富，而右派则设法让富人保住财富。这是一个“反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通常把各种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资本家和精英。 • 在这些时期，富人通常被加征税收，当富人担心自己的财富和福祉被剥夺时，他们会转向自己认为更安全的地方、资产和货币。这些资金外流会使国家的税务收入减少，导致典型的、自我强化的空心化趋势。 • 一旦财富外流变得严重，国家就会禁止这种行为。那些想要逃离的人开始感到恐慌。 • 这些动荡不安的局势导致生产率下降，使经济总体规模缩小，招致更多的冲突，人们为如何分配日益缩减的资源而争斗。于是，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出现，他们承诺会控制局面并恢复秩序。在这一时期，制度面临最大的挑战。因为它无法控制无政府状态。最有可能发生的是，强有力的民粹主义领导人控制乱局和恢复秩序。 • 随着国内冲突升级，某种革命或内战将会爆发，推动财富再分配和巨大变革。这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维持现有的内部秩序，但更多的是通过暴力手段改变了秩序。例如，财富再分配的罗斯福新政是相对和平的变革，而改变德国、日本、西班牙、苏联和中国国内秩序的革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并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则明显更具暴力性。
2022-07-04 21:02:16
人力资本的决定因素 ● 虽然一个国家继承的资产和负债非常重要，但历史表明，人们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换句话说，人们是否保持较高的行为准则，是否严于律己，是否与他人以礼相待，是否努力成为富有成效的社会成员，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品质加上灵活性和韧性（即适应“不利”和“有利”条件的能力）会使挫折最小化，机会最大化。大多数人的性格、判断力、创造力和思考力可以造就一个富有成效的社会。 因为资本是可以产生收入的资产，所以人力资本可以被定义为产生收入的个人。● 如果一个人能够使自己的收入超过支出，就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可以自给自足。我称之为“自给自足+”，这是所有个人、公司和国家都应该努力做到的，因为这会加强个人和集体的财务实力。如果一个社会注重素质教育、努力工作和相互合作的文化及相关培训等，它就更有可能拥有良好的人力资本，做到“自给自足+”。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良好的人力资本，就会消耗自身的资源，或者陷入无法偿还的债务中（这注定带来麻烦）。 ● 虽然许多国家都可以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但人力资本是最可持续的资本，因为继承下来的资产最终会消失，而人力资本可以永远存在。 人力资本诠释了为什么提出创意想法并付诸实践的人们（比如企业家）能够战胜拥有大量资源的强大竞争对手［马斯克和他的初创公司特斯拉成为资源丰富的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的竞争对手，乔布斯和盖茨的计算机初创公司超过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样的巨头，等等］。优秀的人力资本可以让人们克服自己的弱点，发现并利用自己的机会。正是通过这一特性，荷兰、英国、瑞士和新加坡等小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在某些情况下的）权力。
2022-07-04 21:18:21
财富=购买力。为了避免追究细节，我们称财富为购买力，以区别于货币和信贷。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货币和信贷的价值是变化的。例如，如果国家发放大量货币和信贷，它们的价值就会下降，所以增加货币持有量并不一定带来更多的财富或购买力。
2022-07-04 21:42:54
创造财富=富有效率。从长远来看，你拥有的财富和购买力取决于你创造的价值。因为实物财富不会长久，遗产也不会，所以维持生产力至关重要。看看那些剥夺富人财富并试图以此为生、生产率低下的社会，你会发现它们没过多久就变得贫困。一个社会的生产率越低，其财富就越少，权力也就越小。顺便说一下，将资金用于投资和基础设施（而不是消费）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因此投资是一个可以很好地衡量经济繁荣的先行指标。
2022-07-04 21:49:16
财富=权力。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财富，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有形财产、工作和他人的忠诚、教育、医疗、政治和军事等各种有影响力的权力等）。自古至今，所有国家的历史表明，那些财富拥有者与政权掌控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易方式决定了统治秩序。这些统治秩序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统治者被那些为自己攫取财富和权力的人推翻。
2022-07-04 21:50:43
● 一个社会的发明创新力是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创新和商业精神是经济繁荣的命脉。没有创新，生产率增长就会停滞不前。有了创新，一个国家的劳动者的产出水平就会超过全球其他劳动者的水平，从而推动成本竞争力提升，使其成为更适合做生意的国家。
2022-07-04 21:57:19
改良、发明、发现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动力使人们不断学习，发现新的、更好的方法，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推动创新的最有力的方式是，把新想法带入市场，将其商业化，并从中获利。市场可以非常高效地淘汰坏主意和给好主意定价。这样，创新概念和商业化可以紧密相连。我们通过市场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人们是否重视新知识和新发现，是否鼓励创造者将创新成果商业化以从中获利。 换句话说： ● 创新发明 + 商业精神 + 兴旺发达的资本市场
2022-07-04 21:57:25
正如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说的：“贫困者和富人相互争吵，无论哪一方占上风，都不会建立一个公正或受欢迎的政府，而是把政治霸权作为胜利的奖赏。”
2022-07-04 21:59:17
，● 那些最广泛地使用人才，并根据个人业绩而不是特权来赋予公民责任的社会最可能取得可持续性成功。这样做可以（1）找到最佳人选来很好地完成工作，（2）从多种视角看待问题，（3）让公民认为自己得到最公平的待遇，从而促进社会稳定。
2022-07-04 22:04:02
例如，由于一个实体的支出是另一个实体的收入，当一个实体削减支出时，这不仅会伤害自身实体，也会伤害依赖这一支出获得收入的其他实体。同样，由于一个实体的债务是另一个实体的资产，债务违约会使其他实体的资产减少，迫使它们削减支出。这会使债务问题和经济萎缩加速恶化，当人们为如何分配缩减了的经济蛋糕发生争辩时，这就会酿成政治问题。
2022-07-04 22:07:32
债务吞噬资产净值。我的意思是，你必须最先偿还债务。例如，如果你拥有一个房子（即拥有“房屋净值”所有权），但不能支付抵押贷款，你的房子就会被卖掉或收走。也就是说，债权人比房主优先得到偿付。因此，如果你的收入低于支出，你的资产低于负债（即债务），你就不得不卖掉你的资产。
2022-07-04 22:07:47
● 在储备货币存在期间，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受益匪浅。因为储备货币赋予一个国家极大的借款和消费能力，也给予该国巨大的权力，它能决定哪个国家获得国际交易所需的资金和信贷。然而，拥有储备货币通常会让一个国家播下失去储备货币地位的种子。这是因为储备货币国家可以借到超出自身偿付能力的资金。为了偿还债务，储备货币国家发行大量货币和信贷，导致货币贬值，最终丧失储备货币地位，而失去储备货币地位极为糟糕。这是因为● 拥有储备货币是一个国家所能拥有的最大权力之一，它赋予这个国家巨大的购买力和地缘政治实力。
2022-07-04 22:14:09
● 债务吞噬资产净值，但央行可以通过印钞来为债务融资。一旦债务危机恶化到一定程度，使吞噬资产净值的大量债务在政治上无法接受，同时带来相应的经济痛苦，政府印钞就不足为奇了。
2022-07-04 22:14:28
换言之，用一个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价值来衡量其财富，会给人一种财富发生变化的错觉，而这种变化其实并不存在。重要的是，货币和信贷在发放时产生刺激性影响，而需要偿还时会产生抑制性影响。这就是货币、信贷和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的原因。
2022-07-04 22:23:06
这会导致央行继续印钞，购买更多债券，在某些情况下，也购买其他金融资产。这一做法通常会显著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却不能有效地将资金、信贷和购买力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这就是2008年的状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危机之前的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如此。当央行印钞和购债未能把资金和信贷送到所需之处时，中央政府就从央行借钱（央行通过印钞提供资金），再把资金用于所需之处。美联储在2020年4月9日宣布了类似的计划。这种印钞购债做法（称为“债务货币化”）将财富从富人转移到有需要的群体。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比征税容易接受多了（因为征税会得罪纳税人）。这就是为什么央行最终会选择印钞，并让货币贬值。
2022-07-04 22:56:49
当政府大量印钞和购债时，货币和债务的价值就会下降。这实质上是对货币和债券持有人征税，减轻债务人和借款人的负担。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货币和债务资产持有者就会意识到真实情况。于是，他们设法出售债务资产和/或借入廉价贷款，再举借可以通过廉价贷款来偿还的债务。他们还常常把财富转移到其他财富贮藏手段上，比如黄金、某些类别的股票或没有这些问题的其他国家。
2022-07-04 22:57:10
。● 所有货币都会贬值甚至消亡。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现金和债券（即获得货币的承诺）就会贬值甚至变得一文不值。这是因为大规模印钞、降低债务价值是减轻或消除债务负担的最简便方式。正如下一章所述，只有充分减轻或消除债务负担，信贷/债务扩张周期才能重新启动。
2022-07-04 23:00:29
1. 财政紧缩（减少支出）； 2. 债务违约和重组； 3. 将资金和信贷从富人向贫困者转移（例如，增税）； 4. 印钞并使货币贬值。
2022-07-04 23:00:44
印钞是最简便、最不被人了解、最常见的主要债务重组手段。实际上，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做法利大于弊，因为： – 印钞有助于缓解债务压力； – 在提供金融财富的过程中，难以分辨出财富被收走的任何受害方（尽管他们是货币和债务资产的持有者）； – 在大多数情况下，印钞拉动资产价格上涨，因为人们根据货币来衡量自身财富，而此时的货币不断贬值，因此人们好像变得更富裕。
2022-07-04 23:01:22
这正是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期间的情况，政府和央行发放大量资金和贷款。请注意，此时你听不到任何人抱怨货币和信贷创造。事实上，如果政府不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贷款，就会被视为小气和残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政府实际上并不拥有这些资金。政府并非堆满了资金的富有的实体，而只是所有人的集合，到头来人们必须为政府创造和发放的资金买单。现在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假如政府官员为了平衡预算而需要削减开支，并要求人们也这么做，导致许多人破产，人们会怎么说。如果政府设法通过增税进行财富再分配，把财富从富人转移到贫困者手中，那么人们又会怎么说。从政治角度来说，比起任何其他选项，这种提供资金和信贷的选项更容易被接受。这样做就像改变大富翁游戏的规则：虽然玩家允许银行赚更多的钱，但一旦过多玩家破产使全体玩家感到愤怒，银行就需要重新分配财富。
2022-07-04 23:03:14
第一类：硬通货（如金属硬币）。 第二类：纸币（硬通货债权）。 第三类：法定货币。
2022-07-04 23:04:52
印钞的目的是减轻债务负担，因此最重要的是货币对债务的贬值（即让货币数量相对于债务数量增加，使债务人更容易偿还债务）。债务是对未来交付资金的承诺，因此给需要资金的人提供更多的资金，就能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这些新增资金和信贷的流向决定接下来将会发生的情况。如果债务减免促进这些资金和信贷转化成公司的生产率和利润，实际股价（即经通胀调整后的股票价值）就会上涨。
2022-07-04 23:10:19
● 我发现自古至今，在大多数国家，影响大多数人的最主要因素是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和分配财富与权力，尽管他们也在其他方面发生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在时间的长河中，这些斗争以永恒普适的方式出现，给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重要影响（从税收、经济到人们在繁荣与萧条时期、和平与战争时期如何相处），而这些斗争循环往复地出现，就如同潮起潮落。
2022-07-05 10:13:03
● 一个体制要想成功，就要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创造繁荣。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的：“如果中产阶级规模大，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中产阶级比另外两个阶级都强大，这样的国家可能是治理良好的国家……中产阶级规模大的地方，派别纷争出现的可能性最低……因为假如没有中产阶级，而贫困者又过多，麻烦就来了，国家会很快走向灭亡。”
2022-07-05 10:18:07
在贫富悬殊和经济不佳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增税和减支，则尤其是内战或某种类型革命的主要预示信号。需要明确的是，这些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但有这种可能性。
2022-07-05 10:40:25
从历史经验看，要想提高生产率，造福于大多数人，破产的政府应该怎么做？历史表明，对足够部分的已有债务和非债务性义务进行重组和/或贬值，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在第五和第六阶段中的典型做法。一旦重组或贬值让债务负担降低（这通常是个很痛苦的过程），破产的政府就可以进行重建工作了。
2022-07-05 10:41:30
5 内部秩序和混乱大周期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是决定他们所获得的结果的首要影响因素。国家内部存在的制度或者说“秩序”规定人们之间应该如何相处。这些制度和人们在这些制度下的实际行为会产生相应的结果。本章将探讨一些永恒普适的因果关系。这些因果关系决定内部秩序，也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导致秩序时期和混乱时期交替出现。 通过这些研究，我发现内部秩序（即国家内部的治理制度）和世界秩序（即影响世界治理权力的制度）都在不断变化，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而且变化方式类似，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与日俱增。自有历史记录之日至今，所有变化百川归海，共同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总体形势。我发现许多相互关联的案例共同演变，这有助于我发掘这些案例背后的模式，以此为基础展望未来。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对财富和权力的持续争夺如何导致内部制度/秩序和外部制度/秩序的持续演变，以及这些内部和外部秩序如何相互影响，整个世界（即世界秩序）就像一台永动机一样运转，在不断进化的同时，以基本相同的原因周而复始。 ● 我发现自古至今，在大多数国家，影响大多数人的最主要因素是人们如何努力创造、获取和分配财富与权力，尽管他们也在其他方面发生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在时间的长河中，这些斗争以永恒普适的方式出现，给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重要影响（从税收、经济到人们在繁荣与萧条时期、和平与战争时期如何相处），而这些斗争循环往复地出现，就如同潮起潮落。 我发现，当这些斗争以良性竞争的形式出现，激发人们将精力用于生产性活动时，就会带来有效的内部秩序和繁荣时期；当这些精力被用于具有破坏性的内部斗争时，这就会造成内部混乱和困苦时期。生产性有序状态与破坏性无序状态之间的更迭通常发生周期性演进，而这些周期是由符合逻辑的因果关系驱动的，所有国家都以几乎相同的原因发生更迭演进。那些伟大的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一系列主要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其变得伟大，而国家衰落的原因是这些主要因素的影响消失了。 在我撰写本书时，全球一些主要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混乱现象，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为了在历史背景下分析这一混乱情况，我构建了相关指标，展开了本章分享的研究。鉴于美国如何应对其面临的混乱现象，将给美国人、全球其他人以及大多数经济体和市场带来重要影响，本章将侧重于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下页图大致显示了美国和中国在典型大周期中所处的位置，这是根据上文阐述的决定因素进行衡量的结果。美国正处于我所称的第五阶段，即在财务状况不佳、冲突不断激化的同时，主要国家仍然拥有其他强大实力（如技术和军事），但这些实力正被相对削弱。一般来说，这个阶段出现在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剩、财富和政治鸿沟扩大的时期之后，以及革命和内战之前。 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说，美国或其他国家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加速衰落或内部和外部冲突激化的时期。我的意思是，现在是一个尤为重要的时刻，这些国家应该了解并关注各项指标，从而理解当前正在发生的状况，考虑未来存在的所有可能性。本章通过借鉴类似的历史案例分析这些指标。 内部周期的6个阶段 内部秩序通常（但并非总是）通过一系列相对标准的阶段发生变化，就像疾病的发展过程一样。通过考察当前情况，我们可以辨别这些国家所处的阶段。例如，癌症三期与癌症四期不同，区别在于现有和已发生的病情不同，而这些病情是由之前阶段出现的病情导致的。内部有序/无序大周期的不同阶段也是如此。像疾病一样，不同的情况需要以不同的行动来解决，而且不同的情况造成不同的可能性范围，解决行动又将带来新的可能性范围。例如，与年轻、强壮的患者相比，年老、衰弱的患者会面临不同的可能性范围，需要不同的疗法来医治。像治疗癌症一样，最好是阻止不良情况的发展，以免发展到更晚期的阶段。 研究历史使我发现，从内部有序到内部无序再回到内部有序的典型周期分为以下阶段： •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接下来…… •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如果行之有效，就会…… •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进而出现…… • ……第四阶段：支出和债务严重过度，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扩大，从而导致…… •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之后…… • ……第六阶段：出现内战/革命，然后再回到…… • ……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以此类推，整个周期循环往复。 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一组不同的情况，身处其中的人们必须加以应对。一些情况比另一些情况更为棘手。例如，在长期债务周期的初期，政府有充足的能力创造债务，为支出提供资金，因此比较容易处理当下情况；到了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政府几乎无法创造货币和信贷，难以为支出融资，就不容易处理当下情况了。因此，领导者可能采取的措施和面临的挑战取决于这个国家在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展现出不同的挑战。要想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领导者需要具备不同的素质、认知和技能。[1]在特定阶段里，人们对当下情况（例如我们面对自身的情况、领导者面对集体的情况）的了解和适应程度将会影响未来的结果，而未来的结果则在一系列可能的范围之内（特定阶段的情况决定存在的可能性范围）。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些情况。那些能够很好地了解和适应的领导者与文化会取得明显更好的结果。这就是永恒普适原则的作用所在。 尽管每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可能长短不一，而且差别很大，但整个周期的演化通常需要100年时间（出入可能很大），周期中也会发生很大的波动。像通常的进化过程一样，内部秩序的演进也常以周期性方式发生。在一系列连续性进程中，一个阶段通常发展到下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在此过程中，内部秩序向更高的层面演进。例如，第一阶段（新领导人通过内战/革命上台，建立新的内部秩序）通常在第六阶段（出现内战/革命，是周期的低点）之后到来；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再到第三阶段（这是周期的高点，因为这个阶段充满和平与繁荣）；在第四和第五阶段里，经济繁荣变成发展过度，促成新秩序的产生（第一阶段）。这个循环反复发生，并呈上行走势演进。如前所述，这种典型周期通常历时100年（出入可能很大）。每个周期内部还有类似的小周期，例如通常每8年左右出现一次的短期债务周期（导致泡沫和衰退）、以大致相同频率出现的政治周期（在左、右派之间发生政权交替）等。每个国家都在经历这些周期，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阶段。例如，中国和印度所处的阶段与美国及大多数欧洲国家截然不同。各国相比于其他国家所处的阶段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整个世界秩序的首要决定因素。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分析所有这些情况。内部秩序周期的典型演进过程如下图所示。 这就是完整的内部秩序周期。当然，这一周期会不断重复，随着新领导取代旧领导，整个周期会重新开始。一个国家能以多快的速度重建繁荣并达到新的高峰取决于（1）导致上个周期终结的内战/革命有多剧烈，以及（2）新周期的领导者有多大能力构建成功所需的秩序。 自有历史记录以来（也许是更早的时候），这些周期就一直运转。许多周期连接起来，呈现出向上倾斜的演进轨迹。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周期以渐进的方式发展。 为了从国家层面进行分析，我们来看看中国。下图根据我的估算数据，显示中国的绝对实力，并象征性地说明中国自大约600年以来的大周期。这是一张极其简化的图（还有更多的王朝和复杂因素），目的是从宏观角度展示这些周期的演进过程。 中国主要朝代及其所处的阶段（具有指示意义的向上演进过程） 下页图显示中国的相对实力。这张图和上张图的区别在于，上张图显示绝对实力水平，而这张图显示中国相对于其他大国的实力水平。 中国主要朝代及其所处的阶段 不同国家通常处于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各国竞相夺取财富和全球政治权力，因此在一些国家崛起的同时，另一些国家走向衰落。全球整体的波动程度比任何单个国家都要小。换言之，各国间的区别产生了一种分散效应，这使全球的演进过程比任何单个国家都更平稳。这一点反映于下页图的全球实际GDP中（是第1章中显示的全球实际GDP一图的更新）。这张图不是一种象征性的展示。这确实就是我们对实际人均GDP的最佳估算数据。该图涵盖了主要帝国（尤其是荷兰、英国与中国的明朝和清朝）的兴衰、许多次战争，以及许多次经济兴衰。这些事件没有表现在全球层面上，因为它们彼此产生了分散效应，而且这些事件相对于大趋势来说规模较小，尽管对亲历这些历史的人来说是重大的。 重申一下，上文显示6个典型阶段的象征性图只是实际情况的简化版本。制作简化版本的目的是，首先表述不同阶段的本质，其次深入探究细节。尽管这些周期基本上像我描述的那样发展，但不一定总是严格遵循这些发展轨迹。例如，就像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如癌症三期）一样，处于一个阶段的病人并不注定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但这些阶段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就像对疾病来说，某些症状十分明显，可以确认病人在疾病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针对这个阶段，我们必须了解相应的风险和对策，因为这个阶段的风险和对策与其他阶段不同。例如，同样一组形势出现在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的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其意义是不一样的——出现在第五阶段会加大其发展至第六阶段的可能性（尽管不一定是必然的）。根据清晰和客观的指标来识别每个国家（或州、城市）所处的阶段，通过理解造成变化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可能性的范围，相应地进行自身定位，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正确。 全球实际人均GDP（以2017年美元为基准，取对数值） 1870年之前，全球实际GDP主要是欧洲国家的综合数据，因为在此之前，其他国家的可靠数据有限。 举个例子，我们制作了一个指数，该指数显示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经济危险信号数量，包括严重不平等、高债务和高赤字、通胀和低经济增长率等指标。我们考察这些信号对接下来发生的内战和革命有多大的预示作用。下页图根据危险信号数量，估算发生内战型冲突的可能性。基于我们观察到的历史情况，我们估计当60%~80%的危险信号出现时，爆发严重内部冲突的可能性约为1/6；当大量危险信号出现时（超过80%），爆发内战或革命的可能性约为1/3，虽然可能性依然不大，但已足以令人不安。美国目前处于60%~80%这一区间。 根据比临界状态差的经济指标所占的比例（>1Z） 估算发生内部冲突的历史可能性[2] 虽然我不会逐一解析每个阶段中的所有因素及其组合，但我将概述每个阶段中最值得注意的要点和标志性要素，尤其关注当前美国的混乱状态和事态发展。 深入研究内部周期的6个阶段 接下来，我们更详细地研究6个典型阶段的具体情况，以便在看到这些情况时，我们可以轻松地识别国家所在的阶段，从而更好地预估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第一阶段：新秩序开始，新领导层巩固权力 无论是内战还是革命（即使是和平的革命）都是一场巨大的冲突，最后，一方取胜，另一方落败，国家遭受损伤。第一阶段出现在战争之后，获胜者夺取了控制权，而失败者则必须屈服。在新秩序的第一阶段，获胜者因足够强大而获胜，其必须还有智谋，才能巩固权力并重建家园。 在赢得控制权之后，新领导者通常会清除残余的反对派，并为争夺权力展开内斗。事实上，也许可以说，革命通常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推翻已有领导者和体制的斗争，第二部分是消除前领导者的忠诚分子的斗争以及胜者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内斗。我将第二部分称为“清洗”，并在本节进行简要的介绍。 在这些权力巩固/清洗时期，清洗的形式和程度各异。这取决于以下因素：新领导者与其反对者之间的冲突烈度、新领导者内部的冲突程度，以及新领导者继承的各种政府部门和官僚机构的发展程度。 在这个阶段，在一些国家，残余的反对派被杀害或囚禁。这样，新领导者就可以确信，他们的敌人不会卷土重来。同样在这个阶段，曾联合起来获胜的革命者会为争夺权力而展开内斗。 在几乎所有革命之后，这一阶段都会出现，但其强度不尽相同，通常与这个阶段之前的内战/革命烈度成正比。最糟糕的情况是，由于革命后巩固权力的争斗，国家陷入了历史上最残酷的时期，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恐怖统治”时期等。在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清洗只在革命刚刚结束后发生一次（如“恐怖统治”）；在另一些情况下，这样的清洗在几十年里有间断地发生多次。这些清洗是为了巩固政权，清除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敌人和国家敌人的群体，有时比革命本身还要残酷。但如果条件允许，领导者就能够维持基本的体制，人们仍然尊重体制，就会出现最好的情况，例如1861—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的时期，或20世纪30年代和平的罗斯福新政时期。 在这一阶段，最有成效的领导人是“权力巩固者”。他们通常具有上个阶段获胜的革命者那样的素质，他们是顽强而机智的勇士，具有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能力和动机。但是，在这个阶段，他们还需要有更精明的政治头脑，因为此时的敌人远不像上个阶段那么明显。一些领导者在这个阶段表现非凡，例如唐太宗、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还有一些近代领导者，如美国的国父、法国的拿破仑和德国的俾斯麦，他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显示出一个国家如何有效地从战争时期过渡到重建时期。 随着新政权的确立，所有人都厌倦战争，国家完全走上了重建之路，这一阶段就结束了。 第二阶段：资源配置体系与政府官僚机构建立和完善 我也把这一阶段称为早期繁荣时期，因为这通常是和平与繁荣时期的开始。 在新领导者推翻旧秩序、巩固权力之后，或者新旧秩序交替时期，新领导者必须开始建立新的体制，从而更好地分配资源。在这一阶段，体制和机构建设最为重要。领导者需要设计和创建一个系统（秩序），使人们遵守规则和法律，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追求类似的目标。领导者还需要建立一个有效配置资源的系统，迅速提高生产率，使大多数人受益。即使在战败之后，国家也需要重新设计和建设，重建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很多国家经历过这一阶段，包括美国在1776年宣布独立后的15年，在1799年法国大革命结束时拿破仑通过政变夺权后的拿破仑时代初期，紧随1868年日本政治革命后的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德国及大多数国家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时期，中国1949年建国后的时期，以及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时期。 这一阶段的一个永恒普适原则是，● 一个体制要想成功，就要为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中产阶级）创造繁荣。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说的：“如果中产阶级规模大，那么在可能的情况下，中产阶级比另外两个阶级都强大，这样的国家可能是治理良好的国家……中产阶级规模大的地方，派别纷争出现的可能性最低……因为假如没有中产阶级，而贫困者又过多，麻烦就来了，国家会很快走向灭亡。” 这一阶段的成功领导者通常与第六和第一阶段的迥然不同。我称这个阶段的领导者为“土木工程师”。他们必须有智慧，最好还有能力和感召力，但最重要的是，领导者（或者其下属）必须能够设计和构建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都高效的体制。第六（以革命为主）和第一阶段的成功领导者具备的素质与第二阶段（以重建和治理为主）的成功领导者具备的素质是不一样的，二者的区别很好地反映在丘吉尔和毛泽东身上。两位领导者都是了不起的“励志将领”，但作为“土木工程师”存在不足。这一阶段的伟大领导者包括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新加坡的李光耀和中国的邓小平。这些领导者都是在战争后上台的，他们建立的体制为国家创造了繁荣，繁荣时期在他们去世后延续了很久。 最非凡的领导者能够带领国家度过第六、第一和第二阶段（即内战/革命时期、权力巩固时期、体系和机构建立时期，这些体系和机构在他们去世后很久仍然高效运作），并且在大规模层面上完成这些工作。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此类领导者或许包括唐太宗（7世纪中国唐朝的革命性缔造者之一，他使中国出现了约150年的和平与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公元前27年即位的第一任罗马帝国皇帝，他开启了大约200年的和平与繁荣时期，使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以及成吉思汗（他从1206年开始建立和领导蒙古帝国，蒙古之后出现了100多年的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强盛的帝国，尽管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发生了多次内战）。 国家重建总是按照这一次序进行，但重建规模因国而异，这取决于一个国家所需变革的规模。一些国家经历了残酷的革命之后，几乎需要重建一切；另一些国家则只需修改现有机构和体系，以适应新的领导者。 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 我也将这个阶段称为中期繁荣时期。这是内部秩序周期中的最佳时期。在此期间，人们拥有取得效益的大量机会，并且对此热情高涨，融洽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变得更加富裕，并因成功而受到钦佩。在此阶段，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条件都不断改善，大多数下一代人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所以人们对于未来普遍乐观且充满向往。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治国有效，人们就会拥有近乎平等的各种教育机会，以及择优录用的工作岗位。国家在最大范围内吸引人才，打造大多数人认为公平的体制。成功的企业家、发明家和冒险家提出新想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成为英雄而受到仰慕。因为他们提出了颠覆性的创新想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所以得到回报。债务增长促进生产率提高，进而推动实际收入增长，减轻债务偿还负担，提供超额利润，取得出色的股本回报率。收入超过支出，储蓄超过负债，储蓄将为未来投资提供资金。第三阶段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整个社会充满着巨大的创造力、生产力和正能量。 这一时期的例子包括：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涵盖了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其标志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发明创造，从而快速提升了繁荣水平）、19世纪末的德意志帝国（工业化和技术创新迅速发展，军事实力快速增强），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例如，登月计划是国民拥有共同使命的见证。登月成功时，美国全民欢呼雀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这是“鼓舞人心的远见卓识者”大展身手的时代。他们可以（a）设想从未存在过的未来，并把这幅激动人心的图景传达给民众；（b）将这一设想付诸实现；（c）利用取得的成就，让更广泛的社会成员享受繁荣，并投资于未来。此外，他们（d）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e）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因此，他们可以保护或扩张自己的帝国，而无须投入削弱经济和社会的战争。实例包括： • 在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取得了以下成就：保持高水平的生产率；实施严格的预算控制，因此国家拥有强大的财力；大力支持普通民众，从而获得“人民的威廉”的称号。他还实行促进和平与繁荣的外交政策。 • 在19世纪后期的德意志帝国时期，宰相俾斯麦统一德国，把39个不同邦国和不同宗教的群体团结在一起，使德国成为经济强国。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实现了经济繁荣和财政稳健。他还出色地驾驭国际关系，使国内受益，也避免了消耗国力的大规模战争。 • 1959—1990年，李光耀担任新加坡总理，并在卸任后作为内阁资政引导国家，直至2015年去世。他成功领导新加坡度过了这些阶段。他为国家制定原则，塑造新加坡的未来，这些成就在他去世后很久都在延续。此外，他使新加坡在不失权力的前提下避免了战争。 • 在二战后的美国，肯尼迪只担任了34个月的总统（1961年1月20日—1963年11月22日），但他激发美国完成登月计划，推进民权运动，与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一起展开“向贫困宣战”的运动，避免美国卷入主要战争，同时强烈遏制反美势力。 • 在中国，邓小平使中国从疲弱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很快地改变国民心理，他提出了一些口号，如“致富光荣”，“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3]。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和财政实力强大；大多数人的教育和生活质量大幅提升；人均寿命明显延长，贫困率下降。此外，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同时避免了中国与外部发生重大冲突。 一个国家维持在这个阶段的时间越长，享受的美好时光就越长。 在这个阶段，值得关注的势态发展是，机会、收入、财富和价值观方面的差距扩大，同时大多数人面临不公平的困难处境；精英享有奢华和对他人不公的特权；生产率下滑；过度创造债务导致财政状况糟糕。这些自然发展趋势对国家构成巨大的风险，破坏自我维持的良好结果。伟大的国家能够实现自我维系，避免这些风险，继续留在第三阶段。如果不能避免这些风险，国家就会发展到第四阶段，即过度时期。在第四阶段，做成（或通过举债做成）一切的诱惑会将一个国家推至冲突边缘。 第四阶段：过度时期 我也将这一阶段称为泡沫繁荣时期。因为我之前谈及过，下文将做简要描述。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包括以下方面。 • 通过债务融资来购买商品、服务和投资资产的情况迅速增多，因此债务增速超过偿付债务的未来现金流增速。这就产生了泡沫。举债购买活动背后的原因是，投资者、商业领袖、金融中介、个人和决策者往往认为未来会像过去一样，所以他们大举押注于过去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他们错误地认为，如果资产价格已经大幅上涨，这就是个好投资，不意味着成本过高，所以他们通过举债来购买这些资产，导致这些资产的价格升高，泡沫继续膨胀。这是因为随着他们所持有的资产升值，他们的净资产和支出收入比双双提升，这使他们更有能力借贷，从而加快了杠杆化进程，于是债务规模呈螺旋式上升，直到泡沫破裂。这种情况的典型案例包括1988—1990年的日本、1929年的美国、2006—2007年的美国、1977—1979年的巴西和大多数其他拉丁美洲大宗商品生产国。 • 资金和时间的花费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多资金用于普通消费和购买奢侈品，更少资金用于营利性投资。由于基础设施、资本品和研发投资削减，相关生产率增长减缓，进而导致城市和基础设施老化、效率降低。 • 在这一阶段，为扩大和保护全球利益，国家为军事建设而耗巨资。全球主要大国尤其如此。 • 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表现为借款增多，竞争力下降。如果这个国家拥有储备货币，借款就比较容易，因为非储备货币国家的储户更希望存储储备货币和/或放贷给储备货币国家。 • 财富和机会差距巨大，不同群体之间出现怨愤情绪。 在这一阶段，典型的最佳领导者是“稳扎稳打、纪律严明的领导者”，他们理解和展示高标准的行为准则，实现经济效益，打造稳健财政，他们对大众的过度行为加以约束。在人们变得富裕后，他们带领国家继续把大量收入和时间再投资于生产性活动。如前所述，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在变得富有之后，仍然保持了良好教育、严明纪律和坚强性格的文化。但这样的领导者凤毛麟角，而且间隔甚久。因为阻止大众激情是很不得人心的。在几乎所有案例中，在变得富裕后，国家（及其领导者）都会堕落，过度消费，通过举债维持过度支出，使国家丧失竞争力。这样的衰落时期以一些堕落的领导者为代表，例如臭名昭著的罗马皇帝尼禄（他利用罗马全城大火的机会没收土地，修建宏伟的宫殿）、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他的权力达到最高峰的时期，尽管生产率下降，民众生活艰难，但他依然扩建了凡尔赛宫）、中国明朝的万历皇帝（他不再积极治理国家，把心思全用于给自己修建宏伟的陵墓）。 第五阶段：财政状况糟糕，冲突激烈 在一个大周期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债务、货币和经济活动。因为我在第3章和第4章中全面阐述了这个周期，所以在此不再赘述。但要想理解第五阶段，我们就需要认识到第五阶段的状况是发生在第三阶段（出现和平与繁荣，以及有利的债务和信贷形势）和第四阶段（过度和颓废导致形势恶化）之后。这个过程以最艰难、最痛苦的方式达到极限，即第六阶段。在第六阶段，实体耗尽资金，通常会以革命或内战的形式发生严重冲突。在第五阶段，财政状况恶化和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不同的领导者、决策者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冲突，这对一个国家是和平还是暴力地进行必要变革有着重大的影响。 你可以从许多国家的当前形势看到：那些财政状况良好（即收入多于支出、资产多于负债）的国家处于较好的态势；那些财政状况欠佳的国家处于较差的态势，它们希望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资金。但问题是，比起处于良好态势的国家，处于较差态势的国家明显更多。 你还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态势是不同国家、州、城市、公司和个人在大多数方面（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和福利）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此外，不同国家应对紧张局势的方式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一些国家以更和谐的方式来应对，另一些则更倾向于争斗。 第五阶段是内部周期的关键阶段，也是许多国家目前所处的阶段，所以我将详细阐述这个阶段背后的因果关系，指出在考察这一阶段的发展过程时需要关注的主要指标，然后更具体地分析美国目前的处境。 典型的有害组合 ● 导致重大内部冲突的典型有害因素包括：（1）一个国家（或州、城市）及其民众处于糟糕的财务状态（如承担大量债务和非债务性义务）；（2）实体内部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存在巨大差距；以及（3）受到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 上述因素的组合通常导致混乱、冲突甚至内战。经济冲击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包括金融泡沫破裂，流行病、旱灾、洪灾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这相当于对财务状况进行压力测试。在压力测试时，财务状况（以收入支出比、资产负债比来衡量）可以充当减震器，一个国家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反映其体制的脆弱程度。当一个国家出现财务问题时，通常首先影响私营部门，其次影响公共部门。因为政府决不允许私营部门的财务问题拖垮整个体制，所以政府的财务状况是最大的决定性因素。当政府耗尽购买力时，体制就会崩溃。但走向崩溃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争夺金钱和政治权力的斗争。 通过研究50多场内战和革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最可靠地预测内战/革命的先行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和贫富悬殊。这是因为如果政府缺乏财力，它们就无法从经济上救助私营部门的实体；而要使体制保持运转，政府就得拯救这些实体（这就是2008年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的做法）。如果政府缺乏财力，就无法购买所需的东西，也无法向人们提供资金，使人们去做政府需要他们做的事情。政府已经无能为力了。 政府拥有巨额赤字，因而发行大量债务，使可供出售的债务超过本国央行的购买能力，又没有其他买家愿意买入。这是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丧失借款和支出能力的一个先行指标（进入第六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换言之，如果不能印钞的政府被迫增税和减支，或者如果能够印钞的政府大量印钞且大举购债，这个预警就会出现。更具体地说，当政府的资金耗尽时（承担巨额赤字、大量债务和无法获得充足的信贷），就面临有限的选择：要么增税并大幅减支；要么大量印钞，这会导致货币贬值。那些能够印钞的政府总是选择印钞，因为这样做的痛苦会小得多，但这会导致投资者抛出政府发行的货币和债券。那些不能印钞的政府只能增税减支，这会驱使有钱人逃离这个国家、州或司法管辖区，因为他们不能忍受缴税增多而服务减少的境况。如果在这些无法印钞的实体中，选民之间贫富悬殊，那么增税减支举措通常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4] 在我撰写本书时，长期债务周期后期的这些现象已在美国显现，无论是州还是联邦层面都是如此；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州政府不能通过印钞来还债，而联邦政府则可以。在今天的美国，联邦政府及许多州和城市的政府都面临巨额赤字、巨额债务和巨大的贫富差距，而央行（美联储）有印钞权。所以，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美联储正在大规模增印货币，购买大量联邦政府债券，为联邦政府支出提供资金，而目前联邦政府的支出远大于收入。这一做法帮助了联邦政府及其试图帮助的群体，但也严重削弱了美元和美元债务持有者的实际购买力。 ● 贫富差距最大、负债最多、收入下滑最显著的地方（城市、州和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冲突。值得思考的是，美国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城市和州，通常也是负债最多、贫富差距最大的城市和州，如纽约市、芝加哥市、旧金山市、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面对这些情况，决策者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削减支出，要么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接下来的问题：谁来出钱解决这些问题？是富人还是贫困者？显然不能是贫困者。削减开支对贫困者来说是最不能容忍的，所以政府需要给富人增税，与此同时，爆发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加大。但如果富人意识到，政府为了偿付债务和削减赤字，将对他们课税，他们通常就会离开所在的地方，造成上文所述的空心化趋势。目前，一些人已经从美国的一些州搬到另一些州。如果经济形势不佳，那么空心化进程将会加速。这些情况是税收周期的主要影响因素。 ● 历史表明，在贫富悬殊和经济不佳的情况下，政府进行增税和减支，则尤其是内战或某种类型革命的主要预示信号。需要明确的是，这些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但有这种可能性。 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我了解到这些周期正在发生。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该州的人均收入是全美最高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是全美最大的，人均债务和无基金养老金义务也是全美最高之一。我看到富人和贫困者只过自己的日子，没有太多往来，互不关心。我有机会既看到富人的生活，也看到贫困者的生活。因为我住在富人社区，我与同社区的人打交道，同时我妻子致力于帮助贫困社区的弃学、与学校失去联系的高中生，因此能接触那些贫困社区的居民。我看到那些贫困社区的条件极其恶劣，同时（那些在贫困者看来似乎富有而堕落的）富人并不觉得自己富有。我看到他们都专注于自己的奋斗：富人努力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确保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等等；贫困者则在努力谋生，解决温饱问题，躲避暴力，努力让他们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等等。[5] 我看到两个群体苛刻而刻板地对待对方，因此更加互不喜欢，而不是以同理心看待彼此，视对方为同一共同体的成员，从而互帮互助。我看到由于存在这些刻板印象，而且富人并不觉得自己已经赚够了，也不觉得应当为贫困者提供经济援助，所以两个群体相互帮助的情况极难发生。鉴于目前状况及恶化的可能性，我对未来感到担忧。我近距离观察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医疗和预算方面的冲击，使贫困者恶劣的生存条件浮出水面，拉大了贫富差距。这可能会造成典型的有害组合。 ● 相比于受困者的数量和他们的权力，平均水平就不那么重要了。有些人支持有利于整体的政策，如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取代人的技术进步，而不考虑如果整体的分配方式不能惠及大多数人，那么社会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这些人忽视了整体将会面临风险这个事实。● 一个社会要想拥有和平与繁荣，就需要拥有惠及大多数人的生产率。你认为我们今天具备这样的条件吗？ 从历史经验看，要想提高生产率，造福于大多数人，破产的政府应该怎么做？历史表明，对足够部分的已有债务和非债务性义务进行重组和/或贬值，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在第五和第六阶段中的典型做法。一旦重组或贬值让债务负担降低（这通常是个很痛苦的过程），破产的政府就可以进行重建工作了。 ● 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要把创造出来的债务和资金用于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投资回报，而不是只把资金发放出去，但未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因为如果这样做，货币就会大幅贬值，导致政府及所有人的购买力大幅缩水。
2022-07-05 10:43:13
一个社会如何使用资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相比于不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投资于可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消费项目，才能带来更好的未来。
2022-07-05 10:48:34
● 几乎所有内战都有一些外国势力参与，它们试图影响内战的结果，使其对自己有利。
2022-07-05 10:55:31
国家之间的斗争主要有5种类别：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和军事战。让我们从简单定义开始。 1. 贸易/经济战：冲突涉及关税、进出口限制和从经济上损害对手的其他方法。 2. 技术战：冲突涉及哪些技术可以共享，哪些技术属于国家安全保护范畴。 3. 地缘政治战：冲突涉及领土和联盟，解决方式是谈判和做出明确或间接的承诺（而不是战争）。 4. 资本战：冲突涉及施加经济制裁等金融工具（例如，通过切断资金和信贷来惩罚提供资金和信贷的机构和政府），以及限制外资进入资本市场。 5. 军事战：冲突涉及实际动武和军事力量的部署。
2022-07-05 11:00:06
● 全面展开的战争通常发生在生存问题岌岌可危（这些问题对国家来说生死攸关，以至人们愿意为之战斗和牺牲）又无法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的情况下。由此引发的战争将会确定哪一方得偿所愿，进而获取霸权地位。规则制定者的明确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2022-07-05 11:00:22
：● 获取权力，尊重权力，并明智地运用权力。拥有权力是件好事，因为权力永远超越协议、规则和法律。当势态严重时，掌权者可以强制人们按照他们的解释执行规则和法律，或者推翻现有的规则和法律，这样，他们的意愿将会得到满足。尊重权力很重要，因为打一场注定会输的战争是不明智的，最好是通过谈判达成最佳的解决方案（除非你想成为烈士，而这通常是因为愚蠢的自我膨胀，而不是出于明智的战略理由）。明智地运用实力也很重要。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取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即恃强凌弱）。双方需要认识到，宽宏大量和信任是产生双赢的强大力量，比两败俱伤的关系能带来更大的回报。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运用“硬实力”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而“软实力”更可取。[3]
2022-07-05 11:03:44
在考虑如何明智地运用实力时，决定何时达成妥协、何时开战也很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识到一方的实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最好是凭实力来谈判，达成协议，并执行协议，或者当一方的实力最大时进入战争。如果一方的相对实力正在下降，那么尽早开战为好；如果相对实力正在上升，那么推迟战争更合适。
2022-07-05 11:04:59
受益于独特的环境与品格和文化本性（如具备高水平的职业道德、聪明才智、纪律、教育等基本要素），每个世界强国都有过辉煌的时期，但它们最终都会衰落。一些国家以更和平的方式走向衰落，它们受到的创伤更小，但终究还会衰落；另一些国家在衰落的过程中饱经创伤，从而陷入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出现了重大的财富和权力之争，历史表明，这些争斗给经济和生命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然而，并不是所有周期都需要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如果国家在富强阶段时，能够保持生产率，让收入高于支出，使体制惠及大多数人，能够与主要竞争对手建立和维持双赢关系，那么就会维持得更久。许多国家都维持了数百年，而有着245年历史的美国也验证了自己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在第二部分，我将探讨美国、美国之前的两个储备货币国家，以及一个可能成为下一个储备货币国家的大国。我希望通过清楚地解释典型的大周期以及构成大周期的三个周期，使你了解到历史演进的模式以及对未来的预示。在深入探讨历史之前，我想先从投资者的角度分享这三大周期是如何影响我的投资方法的。
2022-07-05 11:08:04
我发现在财富和权力大起大落的大周期中，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我可以将其称为“投资大周期”。我认为，只有充分了解这些周期，才能从战术上调整或分散投资组合的风险，避免受到不利影响，并且/或者从中获利。要想做到这一点，我需要了解这些大周期，最好搞清国家在周期中所处的位置。
2022-07-05 11:12:09
● 所有市场都是由以下4个决定因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通胀、风险溢价和折现率。
2022-07-05 11:13:41
这是因为所有的投资都是以当前的一次性支付换取未来的支付。这些未来的现金支付取决于经济增长、通胀、风险溢价（即投资者相对于持有现金所愿承担的风险）和决定投资的当前价值（所谓的“现值”）的折现率
2022-07-05 11:14:11
例如，当经济增速高于预期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股票价格将会上涨；而当经济增速和通胀率高于预期时，债券价格将会下跌。我的目标是，将这些基本因素纳入投资组合的战略决策中，基于当前和未来的世界形势（影响这4个决定因素），构建具有良好分散性和战术倾斜的投资组合。这些基本因素适用于国家、环境偏好、单个行业和公司等不同层面。下图显示将这一概念用于均衡配置投资组合的情况。通过这个视角，我可以考察当前形势的历史、市场的历史以及投资组合的表现。
2022-07-05 11:20:26
信贷发放后，购买力是为了换取支付承诺而产生的。因此从短期来看，信贷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信贷抑制经济增长。这就形成了周期。纵观历史，获得金钱的欲望（通过借款或发行股票）和储蓄金钱的欲望（通过贷款或购买股票进行投资）一直存在共生关系。这推动了购买力的增长。最终，支付承诺远远超过支付能力，导致债务违约、经济萧条和股市崩盘等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象征的还是真实的，银行家和资本家都会遭
2022-07-05 11:29:26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象征的还是真实的，银行家和资本家都会遭到处决，因为太多的财富和生命被摧毁。为了缓解危机，政府会印发法定货币（政府可以发行货币，但货币没有内在价值）。
2022-07-05 11:34:22
投资的目的是以一种财富贮藏手段储存资金，以便今后将其转化成购买力。
2022-07-05 11:46:56
。事实上，在这些实际利率为负的国家，未来的购买力几乎肯定会大幅缩水。与其得到低于通胀的回报，为什么不去购买那些回报将与通胀持平甚至更高的东西（任何东西）？我看到很多投资机遇，我预期这些投资将获得比通胀高得多的回报。下图从名义和实际水平显示美国的债券和现金取得回报所需的时间
2022-07-05 11:47:51
● 历史表明，所有国家的成功都依靠不断加强自身实力，避免导致衰落的过度行为。真正成功的国家能够在200~300年中持续发展实力。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永远这样做。
2022-07-05 12:20:52
止，我们考察了过去500年的历史，尤其关注主要储备货币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兴衰周期，并简要回顾了过去1 400年里的中华帝国史，再回到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从宏观角度分析目前局势，找出事态发展的因果关系，以便更好地了解当前形势。现在，我
2022-07-05 12:21:00
历史告诉我们有五大类型的战争：（1）贸易/经济战，（2）技术战，（3）地缘政治战，（4）资本战，（5）军事战。我再加上两种，（6）文化战，（7）自我交战的战争。所有明智的人都希望这些“战争”未曾发生，而是进行合作。但是，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承认其存在，研究历史案例，了解其实际演变过程，以便思考未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妥善的处理方式。
2022-07-05 12:21:11
资本战的目标是切断敌人的资本，因为没有资金就等于没有实力。
2022-07-05 12:44:41
● 历史表明，无论何时，只要（a）货币不受欢迎，（b）没有其他有吸引力的货币可供投资，这些货币就会贬值，资本就会进入其他投资项目（如黄金、大宗商品、股票、房地产等）。因此，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替代货币并不是货币贬值发生的前提。
2022-07-05 12:46:07
每一项指标的更多细节 • 教育：这一指标衡量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方面的份量大致相同。其中一半权重衡量的是受过各种级别的教育的绝对人数，另一半衡量的是质量，如高校排名、考试成绩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在这一指标上排名最高（原因是高等教育在绝对与相对指标上的良好表现），中国紧随其后（原因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规模大）。 • 创新与技术：这一指标衡量发明创造、技术进步与创业精神。其中一半权重衡量一国在关键创新指标（如专利、科研人员人数、研发开支和风险投资资金）中所占的绝对份额，另一半衡量外部排名和人均创新指标的综合（用来反映经济中创新的广泛程度）。美国由于在各种指标上的实力，在这一指标中排名第一；中国由于研发开支、科研人员人数和专利占全球的巨大份额，排名第二并正在这一领域迅速崛起。 • 成本竞争力：这一指标衡量相对于付出的回报。这一指标值得考察的原因是，如果一国的产出成绩最佳，但成本过于高昂，这个国家的状态就不好，即使其在质量方面排名很高。我们考察根据质量和生产率因素调整之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生产率指标。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印度）在这一指标中排名最高，而美国排在中游，欧洲国家排名最低（因为劳动力成本高）。 • 基础设施与投资：这一指标衡量基础设施与投资支出的规模和质量。这一指标反映一国在全球投资中所占的绝对份额，以及一国在多大程度上优先考虑基础设施和提高生产率的投资的质量。这一指标衡量投资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基础设施的总体质量、投资和储蓄占GDP的比重以及物流表现。根据这一指标，中国目前是最强的国家（在过去20年里急剧增强），这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性投资占全球投资的比例很高（相对于中国过去以及世界在这方面的投资）；美国居于第二位，主要是由于美国占全球生产性投资的比例很高，尽管其表现在逐渐变差。 • 经济产出：这一指标衡量一国的经济资源实力。我们主要通过GDP水平占世界总量的比例（根据各国价格差异调整）来衡量经济产出。我们将一些权重分配给人均GDP而不是GDP总量，以反映质量。中国在这一指标中排名第一，略微领先于美国，由于中国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GDP占全球总量的份额很大，所以它的上升速度也最快。欧洲排名第三。 • 预期经济增长率（大经济周期）：这一指标衡量一国经济在未来10年的增长潜力。我们通过各种指标来预估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将2/3的权重放在预测生产率的指标上，将1/3的权重放在预测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指标上。目前预计印度增长最快，中国次之，预计美国的增长速度将略低于平均水平，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增长最慢。 • 贸易：这一指标衡量一国的出口实力。这一指标考察一国出口占全球份额的绝对水平。中国得分最高（是全球最大出口国），其后是欧洲和美国。 • 军事实力：决定这一指标的主要因素是军费开支占全球的绝对份额，以及以兵员数、核武器数量和军事能力的外部指标衡量的军事实力。这一指标不考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军事实力，因此无法反映俄罗斯和中国在特定地理区域和特定军事技术类型上拥有的一些军事优势，也不考察联盟扮演的角色。基于这些衡量标准，美国的总体军事实力依然最强大，在军费开支和核武器计划方面遥遥领先，其核武器计划只有俄罗斯能匹敌。中国现在排名第二，地位在迅速上升。 • 金融中心地位：这一指标衡量一国金融市场和金融中心的发展水平和规模。我们考察交易份额和市值的绝对衡量标准，以及金融中心城市的外部指数。在这一指标中，美国仍以相当大的优势位居第一（主要是由于在全球股票和债券市场上所占份额巨大），中国和欧洲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 • 储备货币地位：这一指标衡量一国的货币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运行。我们衡量储备货币地位的标准是以一国货币计价的交易和债务所占的份额，以及央行持有的该国货币储备所占的份额。像金融中心地位一样，美国在这一指标中依然明显领先，欧洲和日本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 • 债务负担（大经济周期）：这一指标基于以下因素：（a）相对于资产水平的债务水平，（b）外部、内部盈余和赤字的规模，（c）偿债成本相对于GDP的规模，（d）以本国货币计价的债务相对于以外国货币计价的债务的规模，（e）本国公民持有的债务相对于外国人持有的债务的规模，（f）该国的信用评级。我们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事实证明，它是最可靠的方式，能预测货币和债务资产（接受货币的承诺）的实际价值的下降。这种下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债务违约，其原因是没有创造足够的货币和信贷来满足过度的债务需求；另一种是贬值，其原因是创造了过多的货币和信贷来满足过度的债务需求。我构建这个指数以排除储备货币地位因素，以便观察如果一个国家失去储备货币地位，那么它将面临多大的风险。 • 内部冲突（内部秩序）：这一指标考察内部冲突和不满的程度。这一指标衡量实际的冲突事件（如抗议）、政治冲突（如党派纷争）和大众不满（基于民意调查）。在各大国中，美国在这一指标中排名最高，原因是党派纷争和内部冲突事件发生率更高，而且一直在快速上升。 • 治理/法治：这一指标衡量一国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可预测性与有利于发展和进步的程度。这一指标结合了法治指标（主要基于对在该国开展业务的商业调查）和腐败指标（基于外部腐败指数和企业调查的结合）。俄罗斯和印度在这一指数中排名最低（情况最差），而英国、荷兰和日本排名最高（情况最好），德国和美国紧随其后。 • 地质：这一指标衡量每个国家的地理状况，包括土地面积和自然资源的价值。这一指标包括能源、农业和工业金属的总产量，以反映每个国家的绝对生产能力，还包括净出口，以反映在上述每一类别上的相对自给自足能力（此外还衡量一些其他自然资源，如淡水供应量）。俄罗斯和美国排名最高（中国次之，中国更依赖其他国家来满足其自然资源需求），日本和英国排名最低。 • 贫富、机会差距与价值观差异：这一指标衡量贫富/收入、机会差距与价值观差异。这包含两个指标：（a）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收入最高的1%的人相对其他人所占的份额），（b）政治冲突（如立法机构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裂程度）。印度、美国和中国的分数最低，原因是存在非常巨大的贫富和收入差距（美国还存在明显的政治鸿沟）。表现最好的是欧洲国家和日本，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 • 个性/文明/决心：这一指标试图衡量一国民众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创造支持文明和勤奋的环境，这种环境有利于增长和进步。这一指标使用（a）针对人们对勤奋和成功的态度的调查和（b）其他衡量标准，考察一个社会对自给自足和劳动的重视程度（例如政府转移支付规模和有效退休年龄），以对这一点进行量化。中国和印度得分最高（美国位居第三），欧洲国家（尤其是西班牙和法国）得分最低。 • 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指标试图衡量一国利用本国劳动力和资本的效率。这一指标考察这个国家是否存在长期高失业问题（即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来使民众就业），债务增长能否逐渐创造相应的收入增长，关于劳动力市场刚性和获取贷款容易程度的外部指标和调查。大部分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在这些方面得分最低，而美国和德国的得分位居前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但也包括中国和印度）在这一指标上的得分也相当不错，因为一般而言，这些国家每一单位债务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更多。 • 自然灾害：这一指标衡量一国面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和受自然灾害影响的程度。尽管很难将可能影响一国的各种自然灾害量化，但我们使用了以下标准：未来气候变化对各国GDP影响的专家评估，对各国对自然灾害防备程度的外部评估，新冠肺炎疫情的后果（因为这是一项针对自然灾害的实时测评）。我认为这个指数水平一般，质量不够高，我们还需要察知许多东西来改进。 • 外部冲突：虽然不是单个国家模型的一部分，但外部冲突指数衡量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冲突水平。在每个类别中，我们试图提出一系列结构性指标（以构建国家间冲突的基线水平）和适时性指标（以标记超出该基线的重大升级）。例如，对于经济冲突，我们跟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关税税率以及制裁、贸易战等方面的及时消息。
